冬日的周末，厚重的布帘隔绝了风声，门诊大厅里却有一股挥之不去的寒气。一位身着暗色棉服，头戴毛线帽的老人疾步走来，招呼我们跟上。
他是马晓年，现年77岁，清华大学玉泉医院性医学科的主任医师、教授，被誉为我国“性医学第一人”和“性学泰斗”，也是我们此行的采访对象。
他走得很快，步伐里仿佛有一股冲劲，把我们远远甩在身后。在性学研究领域，他也总是步履匆匆，走在社会变迁的前沿。
四十余年里，马晓年把大量精力投入到社会需求迫切的性医学和性教育工作中。他见证了性医学知识走向大众，见证了中国社会的性观念解放，自己亦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笔，为中国性医学发展与科普做出了重要贡献。
1969年，24岁的马晓年从北京医科大学毕业，次年被分配到青海省某公社。他起初在村卫生所工作，后调到公社卫生院，一待就是六年，之后转至另一公社，又待了三年。
出门就是大山，缺水少电，一片蛮荒。马晓年初来乍到，迎接他的是一个全然陌生的环境。
天高地远，隔绝了文革的动荡与压抑。当地人日复一日劳作，在年节纵情高歌，用歌声交友、求爱，直白地抒发心中浓烈的感情。马晓年发现，一个在大学课堂和实习中被久久回避的话题——性，对当地人而言根本算不得大事。男女之间很开放，人们谈起性话题毫无禁忌，他从当地人口中听到了各种各样的性知识“传闻”。
他们说的是真的吗？马晓年不知道，也羞于启齿，不敢向当地人提问。即使研究学了6年医，性知识在马晓年心理仍然是一团迷雾——课堂上几乎不涉及性知识，男女盆腔生殖器剖面图已是较大尺度；未婚先孕的大学同学因“生活问题”而被学校召开大会宣布开除，人们以性为耻。
而在这里，马晓年旧有认知被完全打破。一颗疑惑的种子就此埋下，并于多年后生根发芽。
1978年，我国恢复研究生教育并实行学位制度。次年，马晓年考研进入协和医科院基础研究所，成为恢复招生以来的第二批研究生。他主动选择了计划生育专业，攻读生殖药理硕士，希望在这里找到答案，对那些在大山里所见所闻的“奇闻异事”有更专业的认知。而且这个方向够冷门，且技术含量相对较低，更容易考取。
医科院的研究生来自五湖四海，14人同住一间宿舍，总是天南地北地闲聊。马晓年在讨论中发现，一些生理性问题，例如性功能障碍，在城市明明并不罕见，但对许多人而言，这是一种难以言说的隐疾。患者担心遭到他人的怀疑和轻视，往往讳疾忌医；即使下定决心治疗，也缺乏可靠的信息来源指引他们寻求治疗。
明明是更发达、物质条件更优越的城市，为何在性问题上却远不如偏远封闭的西部小乡镇开放？当时他已经结婚，也有了孩子，但是对性这个问题依然没有什么认识。
直到后来他才慢慢想清楚，正是因为距离“文明社会”遥远，那些偏远地区的性压抑程度才相对更轻。文革期间，“性”作为人类的欲望被视作革命的敌人，革命样板戏”中的主人公都是无婚、无性、无爱之人。1972年版《新华字典》删去了“娼、妓、嫖、姦”几个字，人们的语言高度“纯净化”。
谈“性”色变不仅仅局限于民间，在马晓年的研究生阶段，国内的性学知识基本处于一片空白，甚至连资料都难以查找。为了查找专业书籍，马晓年在图书馆的开放书柜前前后后搜寻了半年。相关的分类书柜一直是空的，但他又不好向值班的女性图书管理员开口。
某日遇见一位年老的男性管理员，马晓年抓住机会上前询问。但当看到他的书单，老人即刻拉下脸来，劈头盖脸的二连问险些令他措手不及。
老人仔细核查了他的图书证。“计划生育，行，那可以看。”随后进入书库深处，为马晓年取来了需要的书。
那天，马晓年第一次接触到了国际通行的性医学教科书Textbook of Sexual Medicine。当时中外尚没有图书交流，这本书由作者亲自赠予图书馆，书页上还有作者的亲笔签名，囊括了成体系的性解剖、性反应、性功能障碍以及性心理等知识。那些课堂中未曾涉猎、乡民间口口相传的知识终于被验证或证伪，萦绕在他心中多年的困扰得到解答，他也第一次对性医学体系有了大致了解。
这本书仅仅是一个开始，经由后续的大量阅读，马晓年在专业知识方面，真正迈入了性医学领域的大门。
1982年，马晓年获得联合国和国家计生委的资助，前往英国深造，攻读毒理和临床药理。留学期间，他上下午在实验室度过，午休和晚上则借助研究所的资源便利，阅读大量性学书籍与论文，由横至纵追溯了性学的发展史和性学的概况。
英国社会的性学普及程度，令马晓年感到震惊。一次闲逛时，马晓年走进了一家街边书店里，发现好几个架子都摆满了面向大众的性科普书籍。而在利物浦大学的图书馆中，他甚至找到了五代及北宋以后在中国已经失传的古代性学著作，如《素女经》《玉房秘诀》等等。这些古书中囊括了十余项人类性反应指标，比1966年美国的科学研究更全面。
性学在千年前的中国早有萌芽，中国人提出来的天人合一、阴阳互补这些理论依旧指导着世界性学的发展，却在当时的中国社会被深深压抑。一个想法逐渐在马晓年的心里浮现——他要把这些知识带回去。性科普不需要复杂精密的设备，只要环境允许，他相信，自己完全可以把这件事做下去。
1983年年底回国时，马晓年千挑万选，慎之又慎，选择了20多本纯文字、内容“正经”的学术书籍，准备随身携带回国。彼时，反精神污染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开展，入境时，海关还是没收了十本。其中一本被没收的原因，仅仅是封底画着一个趴在海滩上，眺望远方的裸体男性。
马晓年向海关解释，这些都是正规的学术书籍，是有价值的科研资料。而面对他的辩称与质疑，海关指了指封底：
回国后，马晓年进入计划生育委员会科研所工作。基于“幸免”的几本专业书籍，他在工作之余，把大量精力投注在资料翻译和写作上。为此，他每天抽出5个小时——凌晨4点左右起床，伏案动笔2小时，7点上班；晚上6点下班后，他又在书桌前写作到10点，日复一日。
夏日炎炎，既没有空调也没有风扇，他的汗水一滴一滴落在桌面上，时日久了，竟泡坏了表面刷涂的油漆。
1980年颁布的《婚姻法》强调了感情和谐的重要地位。社会上开始发行性社会学、性心理学的小册子。性学科普的萌芽经历了漫长的休眠期，悄悄开始成长。昔日广受批判的避孕、流产，也因独生子女政策进入公众视野，人民群众对性科普的需求愈加迫切。
1986年，马晓年参与编撰了由他的研究生同学牵头组织的《实用男性学》（1988年出版）。消息传出后，次年，北京科学出版社委托他们编写《男性学咨询》，定位为一本面向大众的科普书籍。
当时，许多性学科普书籍采用“挂名+评审”模式，邀请高职称专家挂名作者或译作者，并由其评审，表明内容的权威性，使出版更加顺利。《男性学咨询》就沿用了这种模式。他们的第一版书稿有20余万字。经专家审查，书稿被删除了7万字，被删除的部分包括阳痿、早泄等常见的临床问题。对。